全书第3卷《国外经济学史斟酌》作为,王忠祥教师特别关切中黄炎子孙民共和国外国经济学史研讨与别国军事学史的

2015年秋,北大申丹、王邦维教授担纲主编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共有6卷7册,分别是:《外国诗歌与戏剧研究》、《外国小说研究》、《外国文学流派研究》、《外国文学史研究》、《外国文论研究》、《外国文学译介研究》、《口述史》。其中,全书第3卷《外国文学史研究》作为“我国第一部专门探讨外国文学史研究的专著”(《总论》)而格外引人关注。

著名学者王忠祥教授自1950年代开始,王忠祥教授就开始从事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主要的学术领域是易卜生戏剧、狄更斯小说与莎士比亚文学创作,六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著作颇丰,贡献卓著。近年来,王忠祥教授十分关注中国外国文学史研究与外国文学史的编撰问题,在相关会议与刊物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中国的外国文学史研究与外国文学史的编撰究竟存在什么问题?西方学者是如何研究他国文学史与编撰他国文学史的?当代西方的文学史观念对于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具有什么样的意义?2010年5月5日,在华中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编辑部,王忠祥教授就此问题接受了《外国文学研究》副主编邹建军教授的专题采访。王忠祥教授以借鉴西方文学史观构建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为主要内容,集中探讨了西方文学史理论对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与外国文学史编撰的影响,他以极大的热情提出了重构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及理论的设想。

  中国现代文学史

《外国文学史研究》(韩加明、张哲俊主编)包括绪论、正文、结语、后记、参考书目、人名索引六个部分,正文部分有14章,其中第1至3章为总论,分别是外国文学史研究、西方文学史研究、东方文学史研究,第4章以降为分论,分别是西方世界的英国文学史研究、法国文学史研究、德国文学史研究、俄罗斯文学史研究、美国文学史研究、西班牙与拉丁美洲文学史研究、西方其他国家文学史研究(4至10章)和东方世界的日本文学史研究、朝鲜-韩国文学史研究、印度文学史研究以及东方其他国家文学史研究(11至14章)。各章之内,一般又分出三至五节,因各国或地区情况不同而略有差异,但是基本上遵循了《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全书总论中提出的“以分类研究为经,历史分期研究为纬”、在此框架下“展开系统深入的专题考察”的结构原则,堪称文学史书写的正规典型。

邹建军(以下简称邹):作为外国文学研究的资深教授和知名学者,由您编写、主编参编的外国文学史教材就多达20部,那么您能谈谈您研究外国文学史的经历与经验吗?

  学习内容:中国现代文学史学习中国近代自新文化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流派、思潮、现象、代表作家和作品。伴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民族矛盾的加深,“现代化”成为当时中国社会走向的总主题。作为和时代、社会的变动紧密关联的产物,中国文学的发展被打上了深刻的社会烙印。“文学启蒙”和“现代化”是贯穿现代文学发展的主题和走向。但是,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格局和走向也被改变。而这一转变又内在地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的转变。学习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史,需要了解同期社会发展史的基本脉络,掌握每一时期的文学发展主潮、趋势和流派和中国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转变、过渡的社会背景及其必然趋势。

根据美国学者勒内•韦勒克的论断,文学研究可分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支[1]。在文学研究实践中,三者缺一不可,特别是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不可能排除文学批评”,而“文学的科学”——即文学理论研究或所谓“文艺学”——更不可能脱离“讨论具体文学作品”的“批评”[2]。另一方面,文学史为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背景-框架-基地和主题-素材-对象,本身也是一种文学批评——关于文学话语和现象的历史批评。《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即是这样的著作,如全书《总论》作者所说:“外国文学研究是我国学术和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中外文明相互交融这一世界发展总格局的进程中,外国文学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系统梳理与考察新中国60年来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从而总结经验、“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为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指出方向,进而为我国的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构建提供重要参考”。就此而论,《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可以说是“原始要终、审己知人”的人文历史研究。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外国文学史研究》:作为(外国)文学史的自身回顾,即文学史的文学史,本书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全部《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的“自我意识”和话语原型。

王忠祥(以下简称王):1949年我就进入华中大学中文系学习外国文学,到2009年已近六十年。简单来说,这六十年来在桂子山上,我和外国文学作家作品,和外国文学史结下了不解之缘,近六十年来,几番风雨,几番变迁,经历了多少喜忧苦乐,品味过多少酸甜苦辣,但是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外国文学,从学习外国文学史到讲授外国文学史,再到研究外国文学史,再到编写外国文学史,在学校和学院领导关怀下,和华师的外国文学专业老中青教师合作,为外国文学(过去称作世界文学,现在称作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华中师范大学外国文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早在20世纪后期就在全国外国文学界获得了良好的评价,上个世纪80年代初,教育部委托华师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编写《外国文学教学大纲》就是一个实证。这个大纲被收录到了《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大纲》(上下册)中,1983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发行。我们的外国文学教学大纲经过了北京师大、华中师大、东北师大、湖南师院等十五校的专家讨论修改,并由我主持;1993年6月,华师出版社出版了由我主编的《20世纪世界文学史》,这部文学史受省教委委托编写并作为高师教育专升本的教程。这些都是我在外国文学史研究之路上的实证。总的来说,我写作、主编、参写的外国文学史的教材,外国文学的参考资料约有20部。从自己审查自己的角度来回忆,我过去讲授和研究外国文学史虽然尽了绵薄之力,获得了稍可自慰的成绩,却也存在不少的缺憾。但是我们回顾往事是为了牢记过去,把握现在,更有效地创造美好的未来。

  中国当代文学史

在全书《总论》部分,编者开宗明义介绍了本套丛书的五大特点,即“重问题意识和分析深度”、“重社会历史语境”、“重与国外研究的平行比较”、“重跨学科研究”以及“重前瞻与未来发展”。与之会心不远,《外国文学史研究》分卷编者也在《结语》部分卒章明义,以杨周翰先生为例指出外国文学研究需要重视“历史连续性问题”和“提倡比较法”,另外特别强调外国文学史写作应体现中国特色,即为中国读者服务、发出中国学者自己的声音、重视与中国相关的内容。三者相互为用,特别是后者涉及方法论问题,即前文所说的“比较法”。比较的方法,或者说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不仅包括“与国外研究的平行比较”,也包括历史的研究,即发生-变异、影响-接受的现象学-谱系学研究。事实上,这也是现代西方学术精神的一个核心共识(common sense)。例如20世纪初,美国比较文学先驱、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如是强调“比较方法”在古典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反复考察本人近60年所经历的学习、研究、讲授、编著外国文学史(俗称世界文学史)的足迹,先简说几句自以为值得深思和探究的体悟,往后提及其他有关问题涉及此处时还可能予以扩展。无论外国文学史(包括总体通史、断代史、国别史),抑或中国文学史,都必须凸显文学属性,这是不必置疑的。文学史当然不是文学现象加历史事实杂糅在一起的拼凑体,也不是经典作家作品评介与单纯文学思潮更迭之“貌合神离”的“拉郎配”,文学史务必始终贯穿文学史理论(正确处理史与论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关系)之说,可信而且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这里,我把自己关于外国文学史编写、外国文学研究的实感与心得集结了几句,说出来与同行共勉:“以文通史,勿忘史;以人统事,勿离事;以今述古,勿贬古;以我论他,勿斥他。”

  学习内容:中国当代文学史讲述中国文学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新的历史环境和政治制度下发生的一系列文学流变和文学现象及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和作品。以1966年文化大革命为界,中国当代文学史可以分为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两个发展阶段。在前一发展阶段,随着1949年解放前夕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趋势、走向、规范基本被确立并且被纳入严密的政治组织体系。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学界的斗争、冲突不断。文革结束后,随着中国当代社会环境的变化,文学摆脱了政治的束缚,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知青文学、新写实小说、先锋文学等流派的出现,构成了异彩纷呈的格局。

“古典文学教师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跨越鸿沟、充当连通古希腊-古罗马世界与现代世界的桥梁。(中略)以维吉尔为例,要研究他不仅需要熟悉古典时期的‘维吉尔’,也需要熟悉后来的那个‘维吉尔’——诱导中世纪想象的那个魔幻‘维吉尔’、作为但丁向导的那个‘维吉尔’等等,乃至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美妙颂歌。如果他研究的是亚里士多德,他应当能为我们展示亚氏通过拉丁文传统或间接通过阿维罗伊等阿拉伯学者对中世纪和现代欧洲思想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中略)上面为数不多的几个信手拈来的例子都向我们说明,比较方法的应用可以是多么的广阔而富有成效。”[3]

邹: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史观对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影响广泛,那么你认为哪几种西方文学观最有价值?我们如何评价这几种文学史观?

  外国文学史

我们看到,这种“比较法”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人文真理的自我解释。即如艾伦•布鲁姆以莎士比亚为例所说,经典的解释传统保证了人类此在经验的连续性:

王:就中国的外国文学史而言,据我所知,从建国前20年代、30年代、40年代,一直到建国后的50年代,对我国高校影响比较广泛的有“欧洲文学史”,首先我要提到的是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詹姆森(R.D Jamson)的《欧洲文学简史》(英文版由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这其实是詹姆森在清华大学讲授西方文学史的讲义汇编,后来成为一种通行的教材在建国前对各个高校影响很大。这本书一共有五编四十五章,以西欧各国文学为主,也包括东欧、南欧、北欧各个地区的文学,还有一部分美国文学。大概从公元前3000年到1000年的希腊文学讲起,一直到1920年的文学评介为止。重点在于文学史的简述,一般不设作家专章专节讲述,即使是莎士比亚也没有作为专章来讲,这样的体系使得此书脉络比较清楚。我国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在当时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这本书比詹姆森的书还要早,大概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就已出版。这本文学史也是重文学史知识,不重作家作品分析。当然这本书也有其独到的优点,比如谈到古希腊文学时也链接希伯来文学,两种文学进行对照比较研究,用现代的话来说具有比较文学的方法论的特点,这部著作在我国的影响比较大。我特别举到这两部作品就是想说明在当时中西方以史为重点,不专门介绍作家作品的文学史观相当普遍,周作人也可能是受了西方文学史观的影响。

  学习内容:本课程以中国以外的各国文学史为讲授内容,分西方、东方。讲述了文学从古至今在欧美、亚非各主要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代表作品、流派、现象和代表作家。西方文学部分讲述从古希腊神话和戏剧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古典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等流派及作家作品。东方文学部分主要讲述埃及、日本、印度等亚非国家和地区在古代和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主要代表作品。让学生了解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文学从古至今发展的脉络和情况。

莎士比亚对不同时代、不同国家里那些认真阅读他的人产生的影响证明了,我们身上存在着某些永恒的东西,为了这些永恒的东西,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重新回到他的戏剧。(中略)一个思想共同体是由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以及围绕他聚集起来的传统解释构成的。这是实际上存在的最接近“存在大链条”的东西。[4]

建国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前期,东欧非常流行弗里契的《欧洲文学发展史》,译文本出版于1954年,由新文艺出版发行,这本书大概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有广泛影响,50年代在我国也有很深刻的影响。这本书最早在1908年问世,1920年修订出版,作为苏联的党的高校文学部学生的参考材料出版。其优点是比较早的试用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来分析欧洲文学,因此在上个世纪50年代对我国的影响比较大,在我国文学评论界和高校教学中,调适单纯西方文评观念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他以经济决定理论对文学进行单纯的阶级分析,存在庸俗社会学的倾向。最大的毛病是割裂了文学自律与他律的关系。用政治理论来代替文学理论。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初。这本书在苏联和我国都被清理过。

  文学理论

这一“解释”同时也是自我认识的过程,即人类文明的普遍历史:“文明是连续的成就,这是人类生命的核心真理”[5];“抛弃解释所形成的伟大体系,也就是抛弃……对自我认识的追寻。”[6]

美国文艺理论家韦勒克与沃伦合写了《文学理论》一书,其观点是,文学理论必须包括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没有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就不是货真价实的文学理论,文学史里也必须包括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文学史的写作必须在一定的文学理论指导下进行。实际上,他的观点就反对了庸俗社会学的文学观。还有前苏联形式主义文论家狄里亚罗夫的“论文学的演变”也是反对庸俗社会学的文学史论。

  学习内容:文学理论以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文学的起源、文学的本质、文学的主体和客体、文学的价值和功能、文学作品的构成和形态、文学创作规律、文学接受规律、文学批评、文学发展的规律和原因等一系列理论问题。这是一门带有总论性质的方法论课程,对学习各科文学史具有指导意义和作用。

不过,这里谈及的“自我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西方(人)的自我认识或他们(相对于“我们”而言)自以为是的真理。用尼采的话说,这样的真理往往只是经过伪装变身的权力意志,而这样的认识或解释“总是表现为向往更强大权力的意志和途径”[7]。《外国文学史研究》的编者对此显然怀有清醒的认识。作为对策,他们在提倡“比较方法”的同时特别强调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力图通过考察“与中国相关的内容”(这一“相关”乃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建构一个不同于西方自我定位(这多少是一种权力话语或文化霸权)的文化他者。

英国文论家阿诺德·蒙塞提倡“他律论”的文学史观,所谓“他律论”就是指政治、经济、哲学等对文学的干预。他主张文学的内因和外因相加结合起来。但是这个相加绝非是自律和他律的辩证统一,我们主张文学的自律和他律是辨证统一的,但是他所说的相加不是转变,更不是辨证的。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

这一认识构成了《外国文学史研究》的叙事基调与核心精神。例如本书《绪论》在回顾1949年以来外国文学史教材中“东方-亚非”的混用和“西方”概念“从被屏蔽到步入前台”的转变之后,针对西方的“东方学”(其实质为作为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和权力话语的“东方主义”)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我们21世纪的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构建我们眼中的西方呢?而且我们在构建或评价西方的过程中还可以吸取西方人过去构建东方学时的教训,从而构建出更为公正、更有借鉴意义的西方。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对西方文学做整体评价更有利于发出中国学者自己的声音。”这一主张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得到了贯彻。以本书第四章“英国文学史研究”第三节为例,编者在介绍杨周翰先生《17世纪英国文学》的写作特点时指出:本书“结合了中国文学或文化背景从比较角度研究英国文学”,作者虽然自谦他的书不是系统的文学史,但“他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和阐释却是后来许多文学史著作难以达到的。”再如第十三章“印度文学史研究”第二节中介绍金克木先生的《梵语文学史》时也特别强调指出:金先生“以中国文学史为背景”,“写出了一本不同于西方人和印度人、真正属于中国人所写的《梵语文学史》”,从而“在中国与印度之间架起文化的桥梁,使梵语文学史的研究在我们认知自己的文化、文学,进而是认知自我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借镜作用。”这些评论明确传达了中国当代外国文学研究者的精神诉求和他们对未来研究方向的价值定位,这一诉求-定位正是上述“时代精神”的内在反映与外化实现。如果没有“时代精神”的贯注和驱动,则任何文学史(乃至一切历史写作),无论怎样渊深精致,也都不过是重新拼装展出的冢中枯骨罢了。

以上三种文学史观对我国的外国文学史教学与编写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并有不同程度的借鉴作用,但也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有人认为这三种模式都很难解决文学自律和他律之间的辩证关系,都缺乏辩证法的观点。这就得引入德国文学史批评家姚斯接受美学的观点。他强调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审美节奏在文学中的地位,他认为文学史是动态的文学史,这自然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接受美学就是要尊重读者的反应。不过我们要强调各种文学史观综合运用,不能选用一种而排斥其他,即使是明显的弗里契的庸俗社会学理论也不必“弃之如敝屣”。我们需要博采众长。

  学习内容:本课程讲述中国古代自先秦到清末各个历史时期存在的、对当时和后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学理论和文艺思潮,在介绍每个具体现象和流派的基础上注重发掘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传承关系,让学生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脉络和趋势走向。

不仅如此,《外国文学史研究》的作者在开展与西方-东方“他者”对话的同时,尤其重视与自我-他者的对话。以第四章第二节和第三节为例,作者在回顾前辈同仁如王佐良、侯维瑞等先生的英国文学史写作时,就历史定位、叙事逻辑乃至人名翻译等问题提出了亲切公允的批评意见,深得中国古人“友者三益”、“切磋辅仁”和西方古人“爱吾友,更爱真理”(Amicus Plato, sed magis amica veritas)[8]之意。这是作者与前辈和同道的历史对话,更是永动精神的自我反思。如人类历史所示,有能力并有勇气承受和进行反思的“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避免了从一种自我中心和话语霸权(如所谓“东方主义”)滑向另一种自我中心和话语霸权的理性自欺和(用尼采的话说)“权力意志”的“永恒复归”。在这个意义上,《外国文学史研究》为我们——不仅是今天的“我们”,更是未来的“我们”——开拓认识他者(并归根结底是认识自我)的新航道指示了“原始要终、审己知人”的“海格里斯之柱”。

邹:西方文学史观念对我国的外国文学史的构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马列文论

注释:

王: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日益高涨,国内学者、文学史家、文评专家把目光转向了西方后现代文学史观,如果我们把姚斯的接受美学观称为第四类,那么后现代主义就是第五类文学史观。有人指出,后现代主义文学史观也有其可取之处,此言不谬。后现代主义文学观强调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在重视文学史规律的同时必须还文学的历史性,写文学史必须以史学理论为基础。后现代主义史论的基本观点就是应当恢复理论的批判本质,即对过去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要进行审判,不能照搬照抄,要用批评的眼光进行重新审视。我认为这种文学史观有道理,也就是说要进行再思考;完全认同先生在《关于编写美国文学史的几点思考》的见解:这不是再次或重复思考,而是思考的超越,要有新的认识,有新的发挥。后现代主义当然也有缺点,有虚无主义的倾向,它否定一切既定理论,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论。我们虽然要警惕后现代主义虚无倾向,但它的确也不缺乏可以借鉴的地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确实推动了西方文学史的发展,对我国重构外国文学史也有着启示作用。重审、再议、深思过去是为了突显现实的需要,要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自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结合的原则,而消除后现代主义否定一切的消极因素。

  学习内容:本课程通过系统地讲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有关文艺的经典论著、讲话和书信,使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精神、观点和方法,了解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及其意义,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并培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解释各种文艺现象的能力。这门课程以文学原理作为基础,但内容上有所深化和升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文艺理论的论述和具体文章的写作背景、时代环境是本课程讲授的重点。

[1] Rene Wellek: “Literary Theory, Criticism, and History”, in Stephen G. Nichols, Jr. (ed.): Concepts of Criticis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1. See also Rene Wellek &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Chapter 4.

在我国,一部经教育部推荐的由老中青学者三结合编写的《新编欧洲文学史》(上中下)问世(20世纪90年代后期),可以说是时代前进的需要。这本文学史是在杨周翰等于40年前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上下)的基础上修改的,虽然前后两部没有多大变化,但是后者克服了弗里契的影响。较之于旧《欧洲文学史》,它最大的变化不是体例的变化而是观念的变化。去除了庸俗社会学的观念,纠正了先前单纯的阶级分析法,加强了文学分析法。这可谓是西方文学史观对我国文学史编写产生影响的一个具体表现。话说到此,自然会联想有些西方学史观可作参考材料之说,事实上,我们不能忽视从法国的斯达尔夫人到波兰的勃兰兑斯,苏联季莫菲耶夫到斯洛林,他们的文学著作和文学史论对我国外国文学史研究的借鉴和启示作用。即“以文学史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的文学史观,不仅西方文学史家的编著一贯坚持,我国很多的外国文学教程基本上也借鉴了这一文学史观。

  西方文论

[2] Rene Wellek: “The Term and Concept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 Concept of Evolution in Literary History” &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oncepts of Criticism, p.36, p.52 & p.292.

另外,其他的国别文学史对我国的文学史研究影响也不容忽视。北大教授吴达远编写的《法国文学史》对我国影响很大,但是这部著作是以法国文学史家朗松的《法国文学史》为蓝本写的,哲学性很强,文学性相对较弱。英国莫狄·勒樊脱的《英国文学史》在我国建国前后也很有影响,这本文学史的翻译本曾作为南开大学,解放前的中央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材,在美国部分高校也作为教材使用。他认为文学本身是个活跃的东西,也就是说文学是动态的,有起始性的。因此有人提议要写叙史性的文学史,但是很困难,目前还没有出现真正的叙史式的文学史。德国梅耶尔在1954年出版的《德国文学史》和梅林的《德国的文学论》、《作家作品论》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精神,在我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学习内容:本课程以西方自古希腊到20世纪以来的各种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流派为研究对象,概括性地介绍了其间产生的各种学说,梳理了基本观念和理论形态,让学生了解它们发展和演变的历史线索。这门课程对学习、深化外国文学史里的内容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指导作用。

[3] 白璧德:《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张源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3-104页。

最后关于西方文学理论全球化扩展到我国的现象,可以联系世界文学来加以思考,这在我国的影响也很深远。

[4] 艾伦•布鲁姆:《莎士比亚笔下的爱与友谊》结语,马涛红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156页。

邹:新中国建立后,外国文学史(或称外国文学、世界文学)教程的编写、出版种类繁多,层出不穷。那么你认为中国的外国文学史编写大体上有哪几种模式?

  特别说明:由于各方面情况的不断调整与变化,新浪网所提供的所有考试信息仅供参考,敬请考生以权威部门公布的正式信息为准。

[5] 吉尔伯特•海厄特:《古典传统:希腊-罗马对西方文学的影响》,王晨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第364页。

王: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已编写出版的外国文学史教材而论,大体上有四种主要模式。一,三大板块并列模式,即包括欧美(西方)文学、俄苏(连同东欧)文学、亚非(东方)文学。所谓“并列”是书面的形式,大多数高校讲授外国文学史,仍以欧美文学为主,东方文学只是作为陪衬。二,东西文学合一方式,分为古代文学、中古文学、近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各个部分,每一部分均有东西方主要国家的文学。所谓合一系指各个部分的“概述”,“概述”之后的各国文学基本上各自独立。三,建立在文化圈理论基础上的“纵横坐标”方式,纵坐标指统一的时间顺序,横坐标是出现在文化圈内的主要国家、民族、语种的在于使世界文学史发展一体化(其中包括中国文学),关于这一模式,一般命名为“世界文学史”,在庞大的框架中突出重点与明晰的史的脉络,难度极大。四,“两条线”、“两结合”方式,一部外国文学史由欧美(西方)文学和亚非(东方)文学两大部分组成,既保持东西方文学的史的线索,便于探索西方文学各自发展的规律,又能突出东西方各国的重点作家作品,比较起来,这一模式采用者较多,发挥作用的时间比较长。80年代初,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受当时中央教育部委托,编写出版了《高等师范院校外国文学教学大纲》,稍后即据此大纲编写了《外国文学教程》(三册)。我们编写的《外国文学教程》(王忠祥等主编)较早地采用了两结合的形式,季羡林对这个模式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把东方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和欧美文学平行,这很好。近年来不少外国文学教程大都采取了这种模式,不过从教学来看,大多先讲欧美文学,要把欧美文学和东方文学统一起来难度较大。

[6] 《莎士比亚笔下的爱与友谊》结语,第156页。

实事求是地说,这四种模式都有可取之处,也都有各自的局限,后来华中师大又出版了我教授主编的《外国文学史》(四卷本),这部文学史基本上是讲述欧美文学,但是在概述里面联系东方文学,突出中国文学,在体现中国特色和构建新模式方面起到了良好的效果,这可以说是这四种模式之外的第五种模式。的确这种模式的优点就是结合中国的实际突出文学的世界性,但是较之于世界性,对于中国文学和其他东方文学来说却仅仅是个表象,在概述里面以中国文学作为参照系做得不够,并且在各章概述之后的关于各国作家作品双向交流的评析,以及平行比较研究均较薄弱。

[7] 尼采:《道德的谱系》,梁锡江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2页。

邹:建国60年来外国文学史的编写模式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局限和不足,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处理外国文学史编写中出现的矛盾关系呢?

[8] 参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096a15:“虽然友爱与真两者都是我们的所爱,爱智慧者的责任却首先是追求真。”(廖申白译文,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3页)。

王: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研会都很重视面向21世纪的外国文学研究与外国文学史的编写。《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等期刊都曾多次以专栏或散篇的形式讨论外国文学研究的深化、外国文学评论的强化、外国文学史重构等问题。

本文原载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第九期 

关于文学史方面的讨论归纳起来,我认为要处理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中国外国文学史独立性与开放性的关系,充分吸取国外同类文学史的精华,却又不是英美式、法式、德式、苏俄文学史的翻版和简易改编。如欲编写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外国文学通史或各国别文学史,则必须以中国文化与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化思潮和文坛风云为基本参照系。这里也有一个“开放”的问题,包括外国文学史向中国文化与文学开放。中国人写外国文学史,如何结合我们的民族文化与文学来凸显其“世界性”是很值得研究和实践的课题。

第二,史与论、文与史、系统性与当代性的关系,这几组关系都是编写外国文学史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一部外国文学史,就是外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中发展的历史。因此,我们编写外国文学史就不可不关注文学的理论、批评和方法论。有人认为,作为外国文学史不能简单地运用历史叙述方式罗列文学现象,不可成为“文学、历史事实的拼凑”,它当然背后必须有“史学理论”或“文学史论”支持,必须从历史的高度、文学史的深度来把握理解它。外国文学史的系统性和当代性可能涉及多方面的问题,但最终这两者是能够融汇的。重构文学史或重写文学史并非是简单地增加点什么或减少点什么,也不是彻底摧毁传统的体系,着重应是对传统的重新认识和评价,以及理论、观点、知识、材料的更新。当代中国人编写外国文学史,当然应该从当代中国人的视角出发,这种文学史观的当代性既不排外,也不割断自己的历史。

第三,失语与寻求本土语言的关系,事实上,中国人编写外国文学史运用什么方法,采取什么样的言说方式以及文学理论概念、术语等,也是一个难以回避且不应该回避的问题,甚至涉及文学作品、文学理论的翻译问题。90年代以来,一部分学者为中国文论失语,中国学术话语中的西方主义焦虑,并且印证后殖民批评,积极呼吁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重返自己的话语家园。也有一部分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并在诸多报刊展开争鸣式的研讨。实事求是地说,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史著述中,确实存在机械搬用西方文论、方法和名词术语的现象,甚至在一部分中国古今文学评论中也是如此。这种照搬、失语状态,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焦虑。学者们有理由提出外国文学研究应该用中国而不是外国的话语的要求。但是,我们又不能偏狭地、保守地夸大这种失语现象,绝对地把中国文论、方法论和西方文论、方法论对立起来,忽视我国学术界吸收、借鉴西方文论、方法论精华的成果。其实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既有区别又有相似的东西。因此,我们在继承发扬中国古代文论的同时,可以而且必须吸收借鉴外国文论中的能为我所用的东西,并经过融汇整合,使之化入自己的血肉之中。我认为在处理本土化与全球化的问题上,我们必须辩证地对待,既不被西化也不执着化西,正如先生所强调的“必须中西兼通,中西结合”。文学理论如此,文学史言说方式亦应如此。另外我还补充说明一点,那就是我们在做外国文学研究时,同样要辩证地对待原语外国文学和译语外国文学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其实译文工作也需求一种“科学精神”,比如译语外国文学中也可追索原语外国文学的“韵味”:多种译文与原作原文作审美比较研究,“味在其中”。

第四,文学史与交叉学科的关系,编写外国文学史不可不特别重视交叉学科研究的发展,这也是时下“热门话题”之一。文学史离不开文学批评。现代批评方法具有多样性、边缘性、精确性、对立性的特点,各学科批评模式多元并存,并在矛盾中发展。从发展趋势上看,不可忽视其交叉性、综合性。钱学森认为,世界上科学发展的总趋势是走向综合与交叉,走向一体化,不能再区分自然科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方法论。钱三强也说:“本世纪和下世纪初,将是一个交叉学科的时代。”现在文学批评方法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自然科学方法、横断科学方法在文学批评方法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各种方法互异,互补,融汇。世界文学史紧密地联系世界文化史,文学与文化各个部门是沟通的。因此,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包括外国文学史的编纂者,有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促进真正世界文学的早日到来。

当然要处理这些关系,就必须涉及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文学自律与他律的关系,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关系的双方在矛盾中互动、互补,能够走向融合和统一。

邹:您认为当代西方的文学史观念与中国的外国文学史编撰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当代中国的外国文学史撰写是不是体现了自己独立的文学史观?

王:从我们提及或简介的当代西方文学史观来综合思考,不难见出其多元特性及其对我国文学研究与外国文学史编撰之渗透、导引、示范的功能。不宁唯是,我国为数众多各类型外国文学史著作,主动而不同程度的吸取域外文学史理论,大都曾为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发挥积极促进作用。尤其在清除庸俗社会学影响之后,外国文学史重构、名作家重评、名作重读的呼声日益高涨。确如陈众议研究员所强调的那样,“文学及文学经典是说不尽的”。就文学史编写的方法论而言,过去“社会批评方法”一家独尊,此后西方的精神分析学派、文艺心理学派、神话原型学派的理论为我国外国文学工作者探索东西古今文学创作的心理活动提供了比较明朗的线路。此外,除开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还有从英美新批评到结构主义批评和解构主义批评,甚至还可以链接当下新的文学批评即从北美到欧洲的“生态批评”,这一切对中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领域的良好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当代西方的文学史观与中国的亲和、影响关系,也应作“一分为二”的辩证辨析。

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近30多年来,外国文学研究连同外国文学史的编写迅速发展并取得重大的成就,西方文学理论和西方文学史观的不断引进和借鉴,功不可没。与此同时,也存在缺憾和失误,这是不容忽视的。迄今,尚未见出名副其实的体现了自己独立体的“中国外国文学史”。有的学者、专家十分关注如此缺失,并着力开展这方面的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先生,10年前(1999年)在第六届外国文学学会年会开幕式上的发言(与1995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组织的外国文学学科调研组的报告基本一致),充分肯定新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同时,也提出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不能“以我为主”,尚未建立自己体系的不足,编著出版的大量各类外国文学史多数是“大同小异”,重复叙述以及盲从西方文论、文学史观相当严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积极建议:大力开展建立“中国外国文学学”(即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专业活动。我很赞同先生的意见,在“关于中国人编写外国文学史的几点思考”的发言中,也提出了“先编写一部中国外国文学史的编纂史,作为日后编写真正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的基础”。其实,吴元迈此意早已有之,他是1995年“外国文学学科调研报告”的执笔人(我也参加了调研活动)。这份“报告”即已强调提出颇有见地的建议:“九五”期间外国文学界务必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来研究外国文学,大大加强精品意识,拿出无愧于时代的著作来,其中,自然包括当代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的编写。可以这么认为,近10多年来,我国外国文学史的编写取得了重大成绩,如深化了“精品意识”,加强了“比较意识”等。提起如此进展,不可忽略吴元迈主编的《20世纪外国文学史》(国家社科规划重大项目,译林出版社,2004年)。该项目结项时,我曾代表审读专家组发言,给予它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在20世纪外国文学研究乃至中国外国文学史编写中有较大的突破。仅举一例,即可证实。比如,讲述华裔美国文学时,编写者对此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跨文化思考:“华裔美国文学的确有其异于中国文学的独特性,但它又割不断与中国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为此,华裔美国作家既不能绝对独立,也不能绝对继承。由此可见,在有关外国文学史中对华裔美国文学的“边缘”特质作深切的跨文化反思,很有必要。此书问世后,学界反映良好,全书五卷250万字,为我国此后的外国文学史研究的拓深和繁荣提供了弥可珍贵的经验,对“中国外国文学”和自己体系的外国文学史的建设大有裨益。由是观之,我国特色外国文学史尚在建设中;从总体上来说,真正的自己的体系还未形成。事实如此,从两个世纪之交迄今又10多年了,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的撰写,仍未见出独立的体系。在充分估价近10多年(扩大到新时期)外国文学史编写成果时,适当反思其不足,很有必要。

在常见的大量的外国文学史中,像五卷本《20世纪外国文学史》还是少有的。许多外国文学史编写者对西方“新”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史观中“新”的阐释未经精思而急于拿来,立即运用,于是在他们编写的论著中产生了消化不良厌食病,这带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说到此处,吴元迈多次提出警示:中国必须建立“以我为主”而富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学”,言犹在耳。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辨识当今外国文学史编写中的几种偏向模式。我们再也不能沿袭长期以来奉行的“四段论思维模式”了,这类“模式”在所谓“社会思潮史”的导引下偏重于主要作家作品的评析,即主要作家作品所在的时代与社会、主要作家的生活创作道路、主要作品的思想意识和主要作品的艺术特征。我们再也不能满足一厢情愿式名家名著评论的环节连套,以及表面链接文学思潮更迭的模式了,这类“模式”对文学的发展仅作单纯历史性讲述。外国文学史当然离不开作家作品系列研究,但不可止于此而重在“史”评说,其中贯穿全程的文学史理论为“重中之重”。有人据此推出《剑桥美国文学史》(8卷本,哈佛大学伯克维奇主编)作为颇富当代创意而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学史专著的代表,现在还没有这样著名而自成体系的文学史理论;却又特别强调:即使西欧现存的文学史理论,也还有一个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梳理与借鉴、批判与吸收的问题,不可拿来就用。可以认同此说,但仍须解释和辨识。文学史并不完全等同于文学批评史。尽管文学史家务必运用文论来阐释,文学史理论也并非一成不变而充满主观因素的史论,文学史观应该“与时俱进”;尽管作为“历史分支”的文学史“必须以史论为基础”之说很有道理,真正的文学史理论却又是“动态的”,并有吸纳东西古今理论的“特异功能”。我们如此辩证而认真辨识、评审自己的成绩和缺失,从如此视角来期待新的中国式的外国文学史,绝非两方任何一种“模式”的生搬硬套(包括西方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理论),却又广泛包容中西文化(文学与文论)的精华,从而展现中西文化(文学与文论)“融合会通”的灿烂光彩。

邹:最后请您谈谈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的设想。

王: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的设想是针对我国目前的外国文学研究的不足和缺憾而提出的,建国六十年来,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包括国别外国文学史研究,获得了可喜的成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出现了很多我们已提及的那些缺点和失误,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一、同水平重复比较多,搬用西方的理论而脱离中国的实际;二、言说方式严重欧化、失语,搬用西方的名词;三、庸俗社会学流弊还未彻底除清;四、缺乏中国特色的独立体系,因此重构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特别必要。

我主张特别关注从斯达尔夫人到勃兰兑斯,从季莫菲耶夫到斯诺林的文学史观,他们的基本特点就是以史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的文学史结构。对此还应以中国文学批评史为“参照系”,这是建立自己独立体系的需求。比如,郭绍虞和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也有经(朝代更迭分期)、纬(特定朝代的文评现象与文评家)之分,经纬交织而结合。我参考这类模式,并认真梳理新的体悟,再在综合众多学者、专家的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我的文学史构建设想。总的来说,我们还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摒除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要坚持做到“四性结合”与“五连互动”。正确理解和实践“四性结合”很重要,如没有四性结合,也就谈不上五连环协作。

在当今学界研讨文化(文学)全球化与本土化“二元并存”、“双向交流”、“多元混合”的背景下,在坚持本土文化身份和弘扬民族文学优良传统的原则上,强调外国文学作品重读重评,鼓励外国文学史重构重编,如我们所知,这是“与时俱进”的需要。我在《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新范式》(《文学教育》2008年第11期下)中曾予以详实论证,此处不必多议。然则,构建中国化(形成自己独立体系)的外国文学史,如何切实突出中国文化精神特色而且模式创新,显然是重大的关键所在。依我之见,一部外国文学史从策划到编撰的全过程必须始终贯彻“四性结合”,即世界性、本土性、比较性、当代性的融通调适,书稿是否达到这样的准则,有关既定专家评审当然重要,同行学人(包括持不同意见者)参加议论也不可少,并行不悖,应向诸葛亮学习“集思广益”。

将世界文学的远景当代化,大肆宣扬其“全球化与多元化”相见欢的文化属性,这是当下带有国性的热门话题。在这里,我完全同意先生在《为有源头活水来———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三十年》(《文艺报》2008.11.1),以及《经典背反及其他》(《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2期)两文中有关部分所指出,全球化与多元化之说貌似平等,其实不然,甚至“也是一个悖论”。切勿任意机械搬运使用,谨防走“西方化”或“美国化”的旧路,政治经济方面如此,文学文化方面亦如此。辨识诸如此类问题之后,讲述“五环互动”的设想就比较方便了。所谓五环互动的“五连环”,即是如下显示的五个方面。

一、运用文学史论讲述历史条件,自然和社会环境,文学土壤和时代人文精神。采用以“面”带“点”,点面结合的模式,坚持历史的讲述和审美的文学批评方法论,这完全符合文学从来就是人类对生活与时代审美反映的史实。二、作家作品评鉴力求清晰,名家名著突现其应有的地位,却又不抛弃一般的作家作品。诚然,文学史绝非名家名著评论集,却又必须防止“去经典”、“去中心思潮”理论的误导。三、文学思潮发展过程要系统化,努力表现和阐释其中含混的多元化的文学矛盾。在文学史上,有些小流派影响深远,也应予以适当关注。四、我认为文学是广大读者、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对话的场所,交汇感悟的地方,一部外国文学史旨在让人们交流、接受文学意识。五、重构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务必以中国古今文学发展史为参照系,平行和影响的比较并举,这样就便于促进东西、中外文化文学交流。这样构建中国式的外国文学史,只是表层设想,真正把文学史做到深层次,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和精细的思考。

现在,从总体上解说“五环互动”协作关系,并适当举例证实。组编任何类型的外国文学史,均应始终坚持“五环互动”原则。所谓“五环”,已作简介。“五环”之中以第五环为主干,在第五环的统领下环环相扣,突出中国特色必然包括自己体系的形成;各环互动不仅表现为语言文字方面的呼应,而体现在“史”的叙述和“论”的阐释等内容结构之中。这里可以举证,简说一番。研究我国当今著名戏剧家、导演黄佐临“写意戏剧观”者,大有人在。有些学者如此称赞黄佐临的“写意戏剧观”:黄佐临提倡充分运用中国传统戏曲的重在写意的原理,并以此为基础,吸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经过相互渗透,彼此交融,从而积极建立新的中华民族话剧演剧体系。我以为如果不那么胶着于“名词”释义,黄佐临的“写意戏剧观”确有其重大的审美实践价值,即以弘扬中国戏曲优势为基本,并努力吸收西方戏剧及其理论的精华,执着追求“梅兰芳戏剧体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布莱希特戏剧体系的综合”。理所当然,如此既显示中国特色又达到中西会通之妙境的“综合”,需要经历长期反复的研讨和实践,绝不是一蹴而就的。黄佐临关于“写意戏剧观”解析中的“四写意”之说虽然不完善甚至自相矛盾,但他那走向中西戏剧通过“对话”而“综合”的道路却是可信而可行的。其实,黄佐临提出“写意戏剧观”是有其时代感应的,此前学界早已有“西方文学与文论重在摹仿写实,中国文学与文论重在写意抒情”之说。无论中西学界,关于此说的“争鸣”也是存在事实,“争鸣”可以求同存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国外文学研究论丛·中国现代文学专辑》(1985),以及上海师大学报编辑部编《海外中国学》(专辑,1986)中有关论文,均可参阅。

吴元迈主编的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外国文学》由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历史与文学艺术教材编审委员会(吴元迈、王忠祥参加)审定。此书达到胡锦涛主席在总体“序”中提出的要求,“要坚持少而精、管用的原则,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要使教材“切实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外国文学》突破了过去较长时期采用的“二分法”的局限,即把外国文学分为西方文学(欧美文学)和东方文学(亚洲文学)融为一个整体,包括五千年的历史并涉及五大洲的文学;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地区(各国)文学,均能发扬“点”与“面”结合的优势,并能适当关注不能进入名家名作专节而又值得进入文学史的作家作品(“小概述”中予以简约介绍)。《外国文学》最大的优势,如其“绪论”所指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倡导的文评原则:“历史的和审美的”,它与我所讲述的“五环互动”的精神大体一致。也不必讳言,由于干部学习的基本特性和实际需求,这部教材的“简明扼要”的体例所限,不允许充分表述中西古今文学与文论交流,也不可能充分评议其中比较性的研讨(平行与影响)。尽管《外国文学》和人们理想的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还有明显的距离,但它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值得我们深思和采纳的。

总之,构建当代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无疑是一项特殊重大而历时较长久的审美“人学”工程,任重道远,各方面的矛盾冲突和艰难险阻不会少。然而,这项工程和建立“中国外国文学史”有密切链接关系,前者(编写自成体系的外国文学史)是后者的必由之路。为此,我们必须坚定信心,克服一切困难,跨越一切险阻,奔向光辉的前程。我虽已耄耋之年,仍愿为此克尽绵薄之力。事实正是这样,只要我们遵循“承传———超越———创新”的规律,勇攀学术高峰,我们一定会有属于中国、形成自己体系的外国文学史。我很认同先生的高见,不能再走“全盘西化”和“固守传统”的旧路了。既要远离民族虚无主义支持的“西化”,也不迷恋极端民族主义支持的“化西”。学术总是可以通过不同方式的“平等对话”,互相借鉴,彼此沟通,求同存异,并肩前进。先生的《谈艺录》序言早已指出,文学性(以及文论性)的演变,主要标志着人类文学(及文论)的走向,即“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为此,通过古今、中外、东西对话,反复研讨文学性和文学理论的历时演化和共时并存的复杂态势,很有必要。不必讳言,基于“对话”的“整今”务必伴随“争鸣”进行长期调整和“适应”。像学贯中西的大师冯至、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季羡林等在这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值得当今学人认真学习。据我所知,在弘扬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鼓舞下,各层次各类型研究外国文学史的专家学者,以及这些方面著作的编撰人正在为构建新的外国文学史奋战不息。不言而喻,各界广大读者和有关文教工作者殷切期待这样新的外国文学史,必然通过世界文学的比较性和比较文学的世界性的讲评,充分表达“中国心”、“文学情”和“世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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